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沉默的二本學生 纔是基數最大的打工人

來源:新週刊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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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/趙皖西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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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輯/曹吉利

985廢物、小鎮做題家、績點爲王、內卷化競爭……最近互聯網上興起的各式教育話題,很容易讓人產生一種錯覺:人均985,遍地211,如今的天下,早已是優等生的天下。哪怕是焦慮,也只有名校生焦慮的份。

事實並非如此,2020年,中國應屆畢業生人數高達874萬,重點大學的學生只在其中佔據很小的比例。“大學生”這一身份所涵蓋的龐大數字,更多是由二本及以下學生組成的。

在多重因素的影響下,今年大學生就業形勢異常嚴峻。但作爲就業的主力軍,二本畢業生們的現狀卻鮮少有人關注,甚至很多人自己眼中的未來也面目模糊。

在各種就業調研報告上, “二本學校”的表述被摺疊在除“雙一流”以外的“地方本科院校”之中,在其中生活學習的年輕人,成了輿論場上沉默的大多數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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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可抗力將今年的就業難度推向高峯。/圖蟲創意

前段時間,廣東F學院的黃燈老師出版《我的二本學生》一書,用自己15年的一線教學經驗,通過對4500多個學生的長期觀察和長達十幾年的跟蹤走訪,向我們勾畫出一條中國年輕羣體最爲常見的成長路徑。

他們艱難走過應試教育這一道關卡,並不算成功地通過高考,歷經衆多就業挫折和社會捶打,在不同的人生岔路口分野,最終與社會撞個滿懷,摸爬滾打,跌跌撞撞,融入到生活的洪流當中。

有人說,他們是當今轉型期中國最憂傷、迷茫的一羣人。“二本學生是中國最基本的底色,也是決定中國命運的關鍵。”黃燈老師說。

《我的二本學生》黃燈 著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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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夾縫中就業

去年6月,畢業一年多的豫子辭掉了自己在深圳某銀行的“鐵飯碗”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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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像網上無數個聲稱自己終於“逃離銀行”的年輕人一樣,做出這個決定,對豫子來說並不容易,只因爲她二本的學歷背景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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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無數個日夜的輾轉反側、越壓抑就越膨脹的不甘心、高考選專業時的夢想……種種原因,都在無形之中牽引着她遞交了那份辭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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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年剛滿23歲的丁一,同樣畢業於一所二本學院,同樣在銀行工作,至今仍處在糾結之中。今年6月份,他抓住來之不易的升職機會,從櫃員轉崗成爲大堂經理,但工作幾個月後,他開始考慮是否要辭職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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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許是因爲城市的差異,進入銀行一年多時間,丁一每月的收入遠不如在深圳的豫子,晉升機會也不多,每天還必須面對小地方無數複雜的人際關係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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丁一自己粗略統計,自己所在銀行,每年招進來的應屆畢業生,會有二到三成在不久之後選擇離職。

“銀行就是一個你出去很容易,再進來就難了的地方。”這些告別銀行的年輕人,做的是一個無法回頭的職業選擇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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微博超話#今天你從銀行辭職了嗎#有一億多的閱讀量。/圖蟲創意

據麥克斯研究院最新發布的《2020年中國本科生就業報告》,2019屆本科畢業生就業率顯著下跌,同比下降1.4%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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史上最難畢業季,被巨量的畢業生迎面撞上。疫情影響下,大量企業或裁員或縮招,最先感到寒意的,往往是二本學生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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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開大學在數年前曾對二本院校畢業生的就業競爭力進行調研,結果顯示,二本院校畢業生的簽約率不僅遠低於重點大學,更低於三本學校的畢業生: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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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本學生的整體就業競爭力明顯高於二本學生,這不必說,而三本學生的家境普遍較好,也有利於他們的就業和前途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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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本學生夾在其中,既沒有原生家庭在經濟和社會關係上的扶持,也受困於有限的教育資源,在劇烈的就業競爭中被無情甩出。“自主擇業”,輕飄飄的四個字,略過了二本學生在就業過程中遭受到的結構性不平等。

二本學生,就業市場上的“夾心餅乾”。/圖蟲創意

黃燈老師帶過的2019屆畢業生,去年就業情況也很一般。來自湛江遂溪的美芽進入了廣州市某巴士公司,這是班裏少數幾個進入事業單位的同學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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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益於廣東F學院的特殊金融屬性,往年即便不是金融專業的學生,很多也能進入銀行工作,但比例明顯降低。更多的情況是,學生們在選無可選之下,進入一些小的媒體公司或者微小型企業,從事公衆號運營等邊緣工作。

教育行業一直都是本科畢業生的就業熱門。由於近年來中小學課外輔導班的火爆,黃燈班上每年都有一部分學生進入教育培訓機構。2013級的陳雪,就是其中的一員。

經過層層選拔和培訓,陳雪畢業後順利進入新東方任教。和她一同競爭的,不乏985、211高校的本科畢業生,甚至還有研究生,這種“同臺競爭”讓她感到安慰。

但不久之後陳雪就發現,儘管憑藉能力獲得了工作機會,但因爲來自一所二本學校,自己還是被降級爲普通老師。

雖然有種種不如意,但從就業結果上來看,豫子、美芽、陳雪已經算是同輩中的佼佼者。更多的二本學生,還在“生存”這條基礎線上苦苦掙扎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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黃燈的另一個學生何文秀,畢業後輾轉珠三角一帶的各類公司,幹過文員、外貿,後來因爲一次領導的非分要求,憤然離職。離職之後,是漫長的迷茫和無助,快三個月過去,何文秀還是沒有找到合適的工作。

“每天上網投簡歷,去面試,失望,身心疲憊。晚上睡不着,害怕明天睜開眼睛又是一天,日子過得惶恐。有時實在太壓抑,半夜睜開眼睛大哭,這種境況實在讓人撕心裂肺。有時候,會悲觀地感覺自己的人生已經走到盡頭,反觀別人的日子都是過得那麼好,心裏也很酸,怎麼自己就不能像別人那樣過得好好的,非要像現在這樣落魄?”在和黃燈老師的郵件往來中,文秀如此寫道。

這是她在患上抑鬱症之前爲數不多的情感出口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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找到一份好工作,對有的人來說是小菜一碟,對更多的人來說是一座大山。/《百元之戀》

何文秀代表了很多二本學生在求職過程中的共同遭遇。他們從進入大學的第一天開始,就被無情地告知就業困難,但只有等到真正被丟到勞動力市場後,才真切體會到這種壓力的殘酷與沉重。

就業壓力,很多時候並不單單指向有沒有企業願意和自己簽署三方協議,而是更進一步,作爲一個二本學生,他們能不能找到一份讓自己感覺有尊嚴,也讓父母覺得“過得去”的工作。

從宏觀的統計數據來看,二本學生的就業率可以和重點大學,甚至985、211的學生比肩,但數據之外,就業質量卻大相徑庭,許多二本學生並不能馬上在畢業後找到一份滿意的工作,以至於很多人畢業多年,仍然在一次次的跳槽、轉行、將就中無限糾結。

據黃燈老師說,在自己那麼多年“經手”的學生中,只有一兩個學生仍然堅守在自己的第一份崗位上。個人發展空間不夠、薪資福利低、單位管理制度和文化與自己不符,都是他們離職的原因。

我們無法否認,學歷是這些二本學生的首要限制,在一開始就標定了天花板的高度。憑藉個人努力,就想要突破這層透明天花板,又談何容易?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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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銀行出走的豫子,“家裏蹲”了一年多後,終於在廣州某媒體企業謀得一份公衆號運營的工作。銀行復雜的工作環境,讓她磨礪出細心的工作態度和堅韌的性格,這讓她得到新領導的賞識。

與此同時,同被銀行系統綁定的丁一,卻還因爲離職所需要賠付的一萬多元違約金而下不了決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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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新東方任職多年的陳雪,經歷一年又一年的招生季,厭倦了教育機構向家長營造的焦慮,她原先的教師夢,在現實的熨燙下,悄然變化形態。歷經過職場生活,陳雪堅定地說:“我以後如果有了孩子,絕對不讓我的孩子報班。”

更多二本學生的結局,則像何文秀一樣,沒有一份從天而降的工作機遇,生活上也無驚無喜,漫長的人生,或許在多年前高考失利那一刻,就早已註定,不會再有更多突圍。

培訓機構的不良競爭,惡果最終都由家長和孩子們吃下。/圖蟲創意

“打工人”之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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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本學生與自身學歷背景的纏鬥,並不會因爲找到一份還不錯的工作就結束,求職或許才只是個開始。

因爲入校時就知道學歷對自己今後就業的限制,很多二本學生早早學會“認命”,嘗試在學歷之外的其他地方,謀劃自己的未來。

畢業四年多的珍芳,已經換了五份工作。回顧自己過去的工作經歷,她覺得自己一直處於“隨時可以被替換”的狀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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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爲廣東一所知名二本學校的新聞專業學生,珍芳在校期間就早早去媒體實習,爲自己之後的就業打下基礎。

大四開始,她先後在廣東各大傳統媒體實習,去過報紙、雜誌,也進過當地電視臺。每一份實習,她都十分努力,爭取能夠轉正,可每次都因各種原因,最終事與願違。

讓珍芳印象最深的,是自己當時在Y晚報轉正期間,時任主編和她的一次談話,對方說:“姑娘你人很好,可惜來得不是時候。”就這樣委婉地拒絕了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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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了自身努力,找工作也需要一些運氣。/《寬鬆世代又如何》

給“共享用工”立規矩

“2015年,正值傳統媒體走下坡路。行業整體環境並不好,我的能力又沒有達到可以讓他破格錄取的程度。”事後珍芳只能這麼安慰自己,她並不想把工作上的不如意通通歸納到自己的二本學歷上。

儘管如此,她還是從各種“風聲”中強烈感受到二本學歷對他們這些人的限制。

珍芳的同學李濤,畢業後同樣在廣州的一家媒體工作,有事業編制、工作穩定,但每次聚會,李濤都會跟珍芳抱怨自己的工作“活多錢少”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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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令人無奈的,單位評獎和晉升,往往與職員在校期間的表現掛鉤。每當這種時候,李濤總會矮人一截。“我們學校對參賽、評獎這些方面並不重視,通常都是悄無聲息地就發生了,我們學生根本不知道。”珍芳說。

互聯網時代,看似衆生平等的信息資源,也成了二本學生們面臨的桎梏之一。

學歷證書背後,是學術資源上的全面掉隊,從優質學術講座,到學校爲課外活動提供的資金支持,再到學生能否通過各種“弱關係”獲取各類學科競賽的通知。

重點大學學生所獲得的學術資源,是二本學生比不上的。/圖蟲創意

黃燈老師從自己十多年的教學經驗出發,認爲“二本院校的大學氛圍,在極其強烈的就業壓力下,越來越像職業院校了”。

學生一進校就習慣了這種氛圍——既然這所學校是自己不得已的選擇,那麼自然也不會懷有多高的期待。

反過來,在就業率指標的催促下,學校也會默默迎合學生的期待,給學生安排各種專業外的技能課程,把學生的課表填得滿滿的,只求學生走出校門後,立刻就有企業搶着要,如此便告“培養成功”。

學生的就業焦慮和學校的評級需求,無形之中互爲因果。

但在更多時候,學生在學校接受的知識訓練,和日後的工作需求是脫節的。這種教育上的供求矛盾,廣泛存在於各個層次的院校當中,無論是一本、二本、三本,還是專科。

於是,最終的解決辦法只能是年輕人們從自己身上找:自主擇業,還得更加努力奮鬥。一旦這類努力失敗,大部分指責和標籤都會落在個體身上,例如“喪”“低慾望”“廢物”……

年輕人自稱“廢物”,是對無法改變現狀的一種心理適應。/《我在一家黑公司上班,已經快撐不下去了》


不攝入咖啡因或降低流產風險

體制性的無奈,並不總能經由個體的覺醒和奮發而超脫。左衝右突而不得出路的年輕人,很容易頹喪起來。

豫子、陳雪、珍芳這樣有危機意識,明確自己想要什麼的人,或許還能闖出一片天,但那些渾渾噩噩的“後進生”,面對的只有更爲狹窄的人生。

黃燈老師做班主任期間,有一項核心工作,就是配合輔導員,做一些所謂“後進生”的思想工作。

“他們逃課、考試不及格、不願意打掃衛生、反感被迫去聽講座、不認同學校的諸多評價機制,以一種輔導員頭疼的方式,保留了凝聚於叛逆氣質之上的生命力。”在《我的二本學生》一書中,這些孩子全部以最原始的方式被記錄下來。

這些學生在學校期間,往往沉溺於網絡小說和遊戲,或許他們希望藉此掩蓋自己對於未來的焦慮感。但時間從不會停下飛速前進的腳步,等這些“後進生”不得不離開校園、面對真實世界時,便一腳跌入巨大的現實旋渦中。

網絡只能讓你躲藏一時,卻無法庇佑你一輩子。/《家庭作業》

丁一大學四年幾乎沒上過幾堂課,大一的時候逃課出去玩,大二開始到一家攝影工作室當學徒。這導致他到大四的時候,還有好幾門課需要補考。

母親希望他畢業之後,回到家鄉的當地銀行工作,家裏人都認爲這份工作輕鬆安穩,而且也有面子,儘管這和他原先的攝影愛好南轅北轍。

臨近畢業,因爲有大量的補考和論文需要顧及,丁一沒有時間找別的工作,在和母親進行了無數次爭吵後,他最終妥協,給銀行投遞了簡歷。

按照規定,本科生進入銀行後,一般都要做一年櫃員。銀行櫃員的工作並沒有多麼強的專業性,很多都是機械式的重複。這一度困擾丁一,他覺得自己只是一個被銀行這架巨型機器綁架的工具人。

打工人也是工具人。/《半澤直樹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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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式化的工作之外,變數來自形形色色的客戶。“你可能都沒有辦法想象,有客戶會沒有理由地把我們銀行所有人都罵個遍,只是因爲今天早上出門時,跟老婆吵了一架。”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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客戶投訴是所有銀行櫃員最怕遇到的事,因爲這能直接影響當月的收入。如果被審覈部門判定爲一次“有理由投訴”,那罰金將高達兩千元——這幾乎是丁一月工資的一半。

對這羣銀行體系內的“打工人”來說,996只算遠慮,一套事無鉅細的KPI考覈標準纔是近憂,是令他們心力交瘁的沉重枷鎖。

當然,二本學校中也有一些沒有進入職場的學生。

吳志勇是黃燈的學生,畢業後,他在老師的介紹下,進入珠三角某地的公安局工作,但僅僅待了十天就斷然辭職。

在這之後,他從事過各種各樣的工作,當過社工,經營過服裝網店,加入過美容機構,做過紋繡培訓師……摸爬滾打多年,吳志勇的工作終於被金錢驅動。

爲了維持一家人的生活,吳志勇最終和哥哥開了一家飲食店。飲食店的工作極爲繁忙,賺的也不多,沒有多餘的利潤僱人幫忙。

“很多時候,他必須親自上陣,和大街小巷隨處可見的快遞小哥一樣,爲完成網絡和電話的訂單,將外賣送到一個和他境況可能差不多的人手中。”在黃燈老師的轉述中,我們亦能感受到匆忙和辛勞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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吳志勇並不是孤例。相比於進出各種招聘會,有些學生乾脆選擇回家學一門手藝,早早養活自己。在他們往後的人生中,那張文憑證書,幾乎不再會發生什麼作用。

這也讓身爲一線教師的黃燈時常思考:到底是按工業化生產的流程培養學生更重要,還是按以前精細化的農業模式培養學生更重要。

當然,這個問題的選擇權,早已不在老師手上,甚至也不在學校手上了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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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歷可以影響甚至決定一個人的命運,這一觀點在當下,仍然沒有完全過時。

應試教育在二本學生們頭上蒙上一層陰影,有人很早就接受了這一事實,也有人希望通過努力,扭轉第一學歷的弱勢。

黃燈老師所帶的2015級學生,從大一開始,決心考研比例就直線上升,人數也早早過半。越來越多的學生敲響了黃燈辦公室的門,向她諮詢考研的問題。“彷彿他們讀大學的唯一目的,就是獲取一個考研的機會。”黃燈感慨。

因爲廣東F學院實行一本、二本雙線招生,很多學生的錄取分數線是超過一本線的。對於他們來說,用一本線進入一所二本學校,是自己人生的一個遺憾,通過考研實現學歷晉升是順理成章的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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雖然身處大學這座象牙塔,但社會的焦慮自然會滲透進來,很快,學生們就能通過對家庭經濟條件和個人能力的精密計算和反覆權衡,做出“利益最大化”的選擇。

1989年出生的劉婉麗,因爲家中經濟困難,從小一直處於輟學的恐慌之中,這無形之中在她內心埋下一顆“關鍵時刻就掉鏈子”的種子。

大四那年考研失敗,劉婉麗錯過了就業的高峯期。畢業後,她先後在一家小報社和圖書館工作,工作內容繁雜疲累,且完全沒有成長的機會,看不到出路在哪裏,她更堅定了考研的決心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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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學畢業兩年後,劉婉麗再次參加了研究生考研,因爲第一學歷的原因,她被調劑到一所普通高校,但這個結果已經讓她很滿意。

今年剛過30歲的珍芳,最近也在考慮辭職考研。四年時間換了五份工作,工作內容其實都大同小異,無法再有更多提升。隨着年齡的增長,擺在她面前的兩條道路逐漸清晰:是通過考研轉換一下職業軌道,還是先完成生子這項人生任務。

老公明確表示支持她的任何決定,經過一個多月的斟酌,她向直屬領導提交了辭職申請。

不久之後,她自然流產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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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情發生得太過於突然,此前她甚至不知道自己懷孕了,只是那段時間覺得身體很累,她本以爲是頻繁加班的緣故。辭職考研的事情就此擱置下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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越來越多的二本學生加入考研大軍,但畢竟真正能“上岸”並不容易,況且研究生畢業時的求職,依舊存在許多不確定。對於相當一部分學生而言,進入體制是他們的終極夢想和最好出路。

在黃燈老師帶領的06級學生中,有一個叫趙國凱的男孩子,沒有制定什麼可靠的職業規劃,錯過了含金量頗高的春招和秋招,畢業之後,他只好進入遍佈廣州街頭的各類培訓機構,四年時間換了六份工作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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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廣州實在待不下去了,趙國凱決定回鄉考公務員。十餘年前的公考,還不像今天這般競爭激烈,趙國凱認真準備了一個月,考入當地國稅局,過上了很多人羨慕的“安穩生活”。

之後他很快結婚、生子,生活依舊不算富裕,但因爲有這份體制內的工作,一切問題似乎都有了解法。

在很多人眼中,公務員未必是最好的職業選擇,但對於像趙國凱這樣的二本學生來說,考公務員意味着通過一次相對公平的競爭,通往一份相對安穩的工作。有了公務員這個“鐵飯碗”爲今後的人生兜底,其他一切人生選擇,都會顯得更加從容不迫。

因爲公務員考試對於參考人員的年齡限制並不算嚴苛,所以很多二本學生會選擇在畢業很多年後,重新參加公務員考試,進入體制內。

輿論場中,有人渴求這份穩定,也有人鄙夷這份穩定。說到底,無非是人們所擁有的條件和所面對的境遇各不相同。

黃燈認爲,考公務員這條路能否走通,往往成爲判定二本學生這個羣體是否存在上升空間的隱祕標尺。“不能否認,中國基層單位的面貌,正由這個羣體決定,二本學院學生的歸宿,與此構成了隱祕呼應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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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體制內崗位背向而行的,大概要算自主創業了。每年的畢業生裏,總有少數勇敢者選擇創業,以此跳出常規的職業評價體系。

在多年的從教生涯中,黃燈也漸漸發現,自己每屆班上的學生,都有一些人在校期間,就很喜歡做生意,這或許是受廣東的商業氛圍影響。

有時候,幾個學生會拿着幾罐皮鞋油,來敲黃燈辦公室的門,向老師們推薦自己的產品,並熱情地讓她們試用。

“他們會告訴我們這個商品有多優惠,買一瓶是多少錢,買兩瓶是多少錢,買三瓶又是多少錢,這時候我們老師一定會買三瓶的,買完之後,他們偶爾還會來問問我用得怎麼樣,如果好用的話,可以跟我的朋友推薦一下。”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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漸漸地,黃燈老師發現,自己辦公室裏永遠有擦不完的皮鞋油,吃不完的茶葉、紅棗,還有一些護膚品、小首飾、正式一點的包,都來自學生的供貨。

這種商業上的“試水”可能只是學生間的小打小鬧,賺的錢也不是特別多,但是卻能賦予他們極大的成就感,讓他們覺得自己至少有能力把東西推銷出去。

畢業之後,這些學生不一定全都會創業,即便創業,也不一定能迅速找到財富密碼,走上人生巔峯。很多時候,他們只是做了一件像當初一間間敲響老師辦公室門一樣的事情——成爲一個小小的微商、網商。

不是所有的大學生創業項目都能成功。/《中國合夥人》

面對單薄的人生,文憑有時是一種堅持,有時亦是一種支撐。

和一些早早中斷教育的同齡人相比,短暫的四年學習,畢竟給了學生們些許底氣,讓他們得以面對日後的挫折和困境,避免自己的人生像菸頭一樣,徐徐燃盡,又被丟棄在地上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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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生家庭的掙扎

名校生與二本生漸漸拉大的差距,看上去取決於個體的能力,實際上往往牽連着背後的原生家庭。

一方面,與重點大學比起來,二本學校的農村學生更多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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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統計顯示,我國重點大學農村學生比例,自1990年代就開始不斷滑落。如今,北大農村生源已經落至一成左右,大量農村學生在不斷升級的高考軍備競賽中,只能進入地方本科院校和專職院校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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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一方面,在當下徹底市場化的就業環境下,國家和社會能給予學生個人的幫助已經極其有限,很多時候,個體只能退回到最傳統的家庭關係之中,依賴上一輩積攢下的資源,尋求出路。

“個體出路和家庭情況密不可分,學生的命運,某種程度上,甚至由原生家庭決定。”

黃燈坦言,在自己的學生當中,那些條件成熟早日買房的,因爲抓住了房價並未過高的時間窗口,後來大多過上了安穩的日子,而那些錯過了買房黃金時期的學生,此後的生活則陷入了被動的泥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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房子,往往成爲底層青年分野的關鍵因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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豫子最終決定從銀行辭職,一部分原因是來自家庭的庇佑。豫子父親是當地縣城的一個普通教師,在她畢業那年,父母用半輩子的積蓄在湛江市區買了房,這讓她如今在廣州打拼少了很多後顧之憂。

後來,豫子的哥哥姐姐慢慢都靠自己的努力在深圳買了房,此後家族的重心,將圍繞在兄妹三人之間展開,無形的比較和競爭,甚至會彌散到他們下一代身上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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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多來自農村的學生,沒有豫子那麼好命,他們的父母,別說能夠敏銳地預見這些轉瞬歷史的時代紅利,即便能夠感受到房價的變化,家裏所有的存款,也無法讓他們在城裏買到一個衛生間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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農民更熟悉的是腳下的土地,城市的房價對他們來說太過遙遠。/圖蟲創意

黃燈的15級學生莫源盛,出生在廣東西部的鬱南縣,因爲考上大學,他得以走出貧困大山。

村裏人都以爲源盛畢業之後,工作就能包分配,但只有源盛自己知道,廣州日漸上漲的房價,或許是他這輩子都難以企及的高度;二本學歷的天花板,更牽絆住他在廣州立足的腳步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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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種學生的生存困境,無形之中也積蓄在老師黃燈心中。“我分明感受到一種無形的東西,對年輕人的擠壓,飛漲的房價、貶值的文憑、日漸減少的工作機會,已成爲他們不得不面對的生存真實。”她在《我的二本學生》一書中如此寫道。

有時候,黃燈的這種擔憂會不自覺在課程之中流露出來,但她又明白,老師不應該向學生們灌輸太多這些負面情緒,尤其是那些社會上赤裸裸的競爭關係,這讓她十分矛盾。

最後的解決辦法是,黃燈試圖引導她的學生去觀察現實,鼓勵他們走出校門,去城中村看一下房價的變化,跟周圍的普通勞動者們聊聊天,他們一天的收入是多少,生活成本又是多少,“因爲這就是他們以後要面對的生活”。


聽力“未老先衰”,你的耳朵還好嗎?

黃燈在課間時間與學生聊天。/受訪者提供

在公共課上,黃燈也會經常給學生布置作文,鼓勵他們去關注自己的村莊,瞭解父母和爺爺奶奶的真實生活。她希望通過這種訓練,讓學生回到最原始的、嬰孩般的感受狀態和思考狀態,藉此喚醒他們的生命力。

如果讓學生寫他們的成長經歷,他們會有很多話要講,這是一種學生內心的自我梳理,在這個過程中,黃燈將自己的一些理念傳達給學生:貧窮不是你們的錯,你們可以不接受這些不願意接受的東西。

“農村的孩子,內心深處最大的困惑,都來自於負載於家庭之上的生存掙扎,我的任務就是儘可能地幫他們把這些東西隔絕一下,不要總讓它們來影響孩子們。”黃燈說。

平臺經濟不是壟斷的法外之地

注:除“黃燈”外,文中出現姓名皆爲化名,部分案例來自於黃燈老師的《我的二本學生》一書,本書正在各大電商網站熱銷中。

[1]《我的二本學生》黃燈。人民文學出版社

[2]《基於4P、4C、4R理論的二本院校就業競爭力研究》劉豔芳、郝偉民、弓鏘

“尾款人”的定金不退是否違規

[3]《北大清華農村生源僅一成,寒門學子都去了哪》南方週末報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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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標題:《沉默的二本學生,纔是基數最大的打工人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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